我的1999

    1999是我的灾年。年初妻下岗了，虽说早就有这样的预感和征兆，但下岗的事实猝然而至时妻还是拽着我的胳膊哭出声来。我鼻腔里有些酸涩的感觉，就装出挺硬气的样子抚着妻的头说没有什么，我还不是好好的工作着么，孩子又小，再也不让你妈带了，你就在家带孩子吧。并以家长般的口吻说，哦，听话，别哭。妻破涕而笑转身收拾房子去了，我使劲强抑着自己没让贮在眼角的泪水往下流。
    三月份妻说她的左耳内有个什么东西，老是作痛。我说到市医院检查一下吧。妻知道我的工资已被拖欠六个多月了，就推托着说可能没事，自己卖些药片吃一下就好了。我巴不得妻说出这样的话，也不再多说什么。五一节后，妻的左耳左脑都痛开了，但她始终强忍着不让我知道，终于有一天痛得哭出声来我才吓坏了，赶紧到市医院去检查却没有查出什么。到兰州陆军总院去查，大夫明确告诉我妻患的病叫“胆痣瘤”，需要立即做手术，若不做手术就会形成一个脑瘤子。
    我第一次经历了一番四处告贷的日子后，就陪妻到兰州做手术。那些日子我累得就像张贤亮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一样——头上都快长出草来了。但最难耐的却是寂寞。在那个佰生的城市，寂寞如无形无影的消毒液的气味一样弥散在整个病房里使人空虚得徒生一种人生如梦梦如水的幻灭感觉，却又紧窄细密得象妻织毛衣时绕在塑料梳子柄上的细毛线一样，一匝一匝的缠络着我实实在在的魂灵。怅黄昏，灯市如昼，人语喧哗。叹自身，独对病妻，四顾茫然——这就是我那时的真实写照。
九月份，领导紫着脸说你个人事务多，请假多，不能适合原来学校的工作，到红坝湾去罢。红坝湾是一所较偏远的学校，收拾行李的时候妻又要哭。我说没有什么，1999是我的灾年，就让所有的灾难都在这一年来吧。我是以一种轻松调侃的语气说出这番话的，但灾难却很严肃很认真的来了。去红坝湾报到的那天，我的摩托车和一辆拉麦草的小四轮撞在了一起……两天后我从病床上醒了过来，却只能睁开我的左眼——右眼和右面的头部被绷带斜斜的缠绕住。看到泪眼婆娑的妻和几个亲人后，想动一下却感受到了右腿那儿传来的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一看，整个右腿被纱布和绷带包裹得严严实实。当时，就想到我的一只眼睛可能瞎了，一条腿可能断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心里一急就又昏撅了过去。再后来便是清醒的疼痛相伴着的病床岁月，吊针、换药、拉牵引等烦琐护理程序的折腾下我已有些麻木和恬然。有一天脑海里跳出这样一付奇异的对联“瘸腿走江湖，独眼看世界”，心想以后漫长的人生就用这样一付对联概括了，横批就是“如此人生”吧。觉着此联也算是一幅绝世佳联，又想自己也颇有些类似于黑色幽默的东西在我的骨子里，便在内心里偷偷的笑了。从那天起，妻用忧郁的眼神望着我的时候，我就从她忧郁的眼睛里发现了我的一只略带笑意的眼睛。
    四十天后，我拄着双拐走出医院的时候，右眼上的绷带早已拆除，我的右眼和左眼一样明亮。
    十二月底，双拐被儿子偷出去换了玩具，我迈着健全的双腿去一家电脑公司学电脑。
　　我的1999就这样过去了。                                                    

                 （约1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