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里科夫与鲁四老爷

　　一
　　别里科夫（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主人公）和鲁四老爷( 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的人物）都是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本质的典型人物，颇值得玩味。二者出处不同，国度和时代都有别，而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却能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别里科夫和鲁四老爷都是鄙陋的卫道士，卫道极坚决，而层次极低下。
　　别里科夫反对一切新事物，顽固守旧，实质上是要竭力维持现存的秩序，也即维护沙皇专制暴政的统治。而作为一个在中学里教古代语言的性格孤僻、行为鬼祟的小人物，其水准极其有限，其人格十分鄙陋。这不但从他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上表现出来，还从他的居住环境中“映照”出来。请看：
　　他的卧室挺小，活象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子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房子象箱子，床上挂帐子，上床蒙被子；闭门关窗子，屋中生炉子……这样的卫道士，既无知识分子之儒雅，又无堂堂男子之勇毅，甚至没有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生活信心和胆量，真可谓“吓破了胆子，变成了耗子，躲进了套子”。把他放到沙皇卫道士的行列中去评比，他只能算是“次品”。
　　而鲁四老爷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典型人物，顽固地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一切变革和革新。在一见到“我”时，“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对于新事物——即使是康有为的“维新”——绝不容忍，顽固反对，这与别里科夫是完全一样的。作为一个在闭塞、落后的乡村“讲理学的老监生”，这个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格调”也是极低的。他在大年三十破口大骂惨死于饥寒屈辱中的祥林嫂为“谬种”，实在是有辱老监生的斯文体面。这且不论。他的书房，实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鄙陋：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地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堂而皇之，名为书房，而实际情形是：对联残缺，乱七八糟；案头羞涩，目不忍睹,值得一翻的书只有两部半或者三部整。(《康熙字典》这样重要的工具书也“似乎末必完全”,“似乎”者,没看清耶?一团糟耶?)其人学识如何“渊博”,由此可见；他是怎样地讲了一辈子理学，鬼才知道！在封建制度卫道士行列里，鲁四老爷也只能算是一个“次品”
　　别里科夫和鲁四老爷都是凶恶的奴才。
　　作卫道士与作奴才是互为因果的。作卫道士的鄙陋也并不损减其作奴才的凶恶。
　　别里科夫充当统治阶级的爪牙和耳目，尽其奴才的职责。他对于与沙俄当局的要求不尽相合的人，毫不留情地予以压制、打击。他固执地“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结果，凭着他的顽固坚持，“降服”了人们，“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他到处打听，窥探，防范着人们对当局的冒犯，并公然宣称要向当局报告，即使是和自己的“准舅子”柯瓦连科谈了话，也要宣布“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他那狗一样的忠诚、警觉、胆怯和勤谨，让他卫起道来特卖力，特凶恶。就是这个凶恶的奴才，“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而且，“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这足可表明：别里科夫之类的甘为鹰犬的奴才，是何等凶恶，对他人、对环境产生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而鲁四老爷较之于别里科夫,其凶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始而厌恶祥林嫂是个寡妇；继而支持其婆家把她绑走；再而把祥林嫂赶出家门,使之沦为乞丐；终而在祥林嫂死之后还要咒骂她是“谬种”。他对于祥林嫂最冷酷的打击，表现在他始终视祥林嫂这样可怜的寡妇是“不干不净”、“败坏风俗”的，始终在祝福时不让她沾手,导致了她的精神崩溃。可以说,鲁四老爷这个忠实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凶恶奴才,实际充当了祥林嫂悲剧的导演。
　　别里科夫和鲁四老爷都是真诚的伪君子。
　　他们真心实意地维护旧制度,维护旧秩序，对于卫道是极端真诚的。然而,由于旧制度的反动、腐败,由于旧秩序已越来越不合理,他们便只能以谎言、谬论作为武器，以欺骗、迫害作为手段,而尽其奴才之职责，达其卫道之目的。因此，他们必然是真诚的伪君子。
　　请看别里科夫对柯瓦连科的“忠告”：
　　……您骑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如果教师骑自行车，还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
　　其严肃认真的态度，荒诞不经的逻辑，耸人听闻的言辞，便组成了一个真诚的伪君子特有的滑稽腔调。
　　再看鲁四老爷，他书房中的对联大概表白了他的修身标准吧。他一句“可恶！然而……”，含蓄而恶毒、精练而怪戾；祥林嫂死后，他之所谓“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事理荒谬，态度凶狠，是既非“事理通达”，又不“心气和平”的。在反动性和虚伪性方面，鲁四老爷与别里科夫半斤八两。
　　从根本上说，他们之所以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扮演卫道士、奴才、伪君子的丑恶角色，是因为他们在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统治的末期，顽固地坚持着反动的政治立场。
　　二
　　在比较中，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
　　别里科夫本身只是社会底层的可怜虫，是专制暴政强奸的对象。他之卫道，是源于对一种政治暴力的恐惧，长久而深重的恐惧让他失去了对生活合理性的思考，为了生存，他作了扭曲变形的适从：恐惧不如适应，适应不如配合，配合不如维护。在适从的进程中，他完成了统治观念的内化和自身人格的奴化，且已彻底异化，不可逆转。卿本佳人，奈何变奴！惟其如此，“以卫道为己任”并未让他显得英勇、高大，反而把他压得更变形更可怜。鲁四老爷则好歹是个老爷，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是奴才，也是主子，“将卫道进行到底”是他不容推卸的责任。他之卫道，是基于他对现存制度的顽固信仰、对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因此，言为其心声，行与其意合，言论荒谬也合理，行为乖张亦自然。
　　别里科夫生活的时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俄国民主革命正在兴起,且即将爆发,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别里科夫便胆战心惊、面色苍白，不得不躲进“套子”来作最“悲壮”的抵抗。而鲁四老爷则要安全稳靠得多：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封建专制主义依然根深蒂固，保持着强大的势力，他这样的人依然有着稳定的巨大的市场，仍然可以讲他的理学，照样安富尊荣、颐指气使。总之，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别里科夫已如丧胆之鼠、惊弓之鸟,而鲁四老爷仍是身泰神安、财大气粗。因此之故，这两个家伙便是“同一样的心，不一样的命”：别里科夫穷困潦倒，形影相吊，连个恋爱都没谈成，更遑论子嗣了；而鲁四老爷则是金玉满堂、儿孙绕膝，立足一家之主，尽享一族之威，乱讲理学之宏论，俨然精神之导师，财气、人气、名气、脾气都旺得“不摆了”。于是，别里科夫便在极大的惊恐中变得像一个神经兮兮的畸形人，年纪轻轻就死球了；而可敬的鲁四老爷则在中国历史的缓慢推移中，托政治气候“风调雨顺”的福，保养得如一具满面红光的活化石，年年祭神祝福，天天放屁发烧。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别里科夫是气喘吁吁蔫巴巴的“俄国鲁四老爷”，而鲁四老爷则是浑身是胆雄赳赳的“国产别里科夫”。
　　三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
　　契诃夫实在是一个极有预见能力的智者！是的，只要有暴政，就会有帮凶；只要有专制，就会有奴隶；只要有高压，就会有变态；只要有恐惧，就会有套子。在未来的专制的天空下，也一定会有无数的猪头科夫、狼牙斯基、猫屁夫娜、狗尾洛娃……生生不息，薪火传承。有此大大的忧虑在，真是不可高兴得太早了。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
　　而我在蒙胧中，还听到远处传来雄浑的歌声：“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掠过高高飞架的电线，擦出经久不息的颤音。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眼前出现了动人的幻像：西装革履的□（此处省略一个字）四老爷，手提笔记本,颈挂数码机，正笑得如五月的鲜花一般灿烂，向我们款款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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