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的学问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鸿门宴》中樊哙精妙一语，道出了素有“礼仪之邦”美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道德信条。让，包括谦让、礼让、忍让甚或退让，历来为中华之美德。儒家奉礼至尊，道家主张无为。儒道两家犹如平行的双轨，“让”恰是那维系二者的根根枕木，共同承载着中华文明滚滚前行的巨轮。古语云：“百忍成金。”又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可见，我们之所以将“让”看作一种德行，是因为我们的“让”大都是有目的的。它不仅能够使我们正常地生活、学习和发展，而且还有益于国家的安宁与兴盛。
    如麻的生活总免不了一些疙疙瘩瘩，让往往有助于避开或解开那些疙瘩。家庭中洗衣做饭等鸡毛蒜皮，难以精确量化，也无从平均分配。家庭中若无让风，丁一确二，锱铢必较，那么家庭中的纠纷便会像那梅雨天的雨丝，绵绵而了无绝期。其实，家庭的幸福和睦大都源自于成员间的谦让，得益于家人的无私付出。作为学生，同桌相处尤显让之重要。再清楚的“三八线”怕也难挡无意间的肘臂“犯疆”，若我们不能做到最起码的让步，轻者示以白眼，重着口拳相加，试问，你还能安心畅快地学习吗？走到街口，遇着红灯，我们必须停下来，好让其他方向的人车先行；购物付款时，我们往往需要排队，静候前面的人先来；到别人家串门，你不得不为那狂吠的狗而退让……更何况生活中尚有许多的意外事件令你没法不让。痛失爱女的周国平无奈地写道：“忍为众妙之门。事实上，对于人生种种不可躲避的灾祸和不可改变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是呀，上刀山、下火海者固有人在，但常人大多还是选择了退却。
    让是生活的必需，它能保证我们正常生活和学习，同时，它还是人立身处世的一门学问。众所周知，人是群居动物，需要在交往中谋求发展。亲人、朋友、同学或同事间的磕磕碰碰都在所难免。因此，相处中，让便是不可或缺之德了。正如汪国真所说：“不能忍耐的结果，往往是不得不更长久地忍耐。……学会忍耐，就是学会不做蠢事，就是学会不做那些一时痛快，后来又终身懊悔不已的事。”因此，成大事业者，不乏善让之举。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举灭了仇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帮助刘邦攻城略地，成了汉室开国元勋；司马迁蒙不白之冤而遭受腐刑，他忍受着世俗的讥笑和内心的深哀巨痛，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沈从文先生说过：“与人无争，不算是无用。”历史上，像陶渊明那样谢绝凡俗、归隐田园者，大有人在，他们让出了人生的一个高远的境界，他们那超凡脱俗的志节情操与他们的作品一同烛照千古！
    常感于撒切尔夫人“永争第一”的家教，作为一种精神追求，我极为赞同；但若行诸实际，我又不免生疑。车子里只有一个第一排，班级中也只存一个第一名，每个人都幻想着那个唯一，怕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要在失败中浸泡一生了。事实表明，英国也只有一个撒切尔夫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保持着他们一贯的绅士风度，而在其大叔山姆面前又更是恭让有加了。
    个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让，国家的安定兴盛亦不能无让。蔺相如在口宣狂言的廉大将军面前，“引车避匿”，成就了赵国的将相和欢，迫使近邻强秦多年不敢加兵于赵；晋文公重耳在城濮迎战楚国，践行其流亡时的诺言，退避三舍，致使楚军骄横狂妄，轻敌冒进，而晋兵正义凛然，同仇敌忾，战争未打响而胜负之数已定，一举而奠定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毛泽东、周恩来等面对蒋介石的胁迫，勇赴鸿门，到重庆与国民党签定了“双十协定”，表达了共产党人停止内战的意愿，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伸张了正义，获取了民心，确保了革命的最终胜利；邓小平高瞻远瞩，不死抱马列教条，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英明决策，亦为退中求进，保证了香港的胜利回归和日后的顺利发展。由此可见，适时适度的让，竟成了治国安邦的伟大方略。
    秋让位于冬，使冰封的生命受到历练；冬让位于春，促涌动的生命焕发青春；春让位于夏，给生命铸满光热；夏让位于秋，酿生命之辉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作为大自然成员的你我，是否诚该当让则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