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5150字。
　　同是天涯沦落人，高山流水觅知音
　　——司马迁与孔子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列孔子为世家，《史记正义．孔子世家》释为：“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太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史记索隐﹒孔子世家》曰：“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称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家焉。”这种解释主要是从孔子的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来谈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一般是从此人成就、功绩、贡献上来谈，也即更侧重于其社会影响、社会意义。在这里，我认为司马迁将孔子列为世家，除了出自人类共同评价标准之外，还可以从英雄失路，心灵相通的方面来解释。 
　　一、儒家思想在汉代 
　　我们说，西汉是儒家经学的极盛时期，然而在汉武帝以前，儒家的地位并不高，而是“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因而文学思想上体现以道家为主、儒道合流的倾向。汉武帝时期，立太学，设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大盛，“黄老”衰退。汉初的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是双重性的，汉高祖不喜欢儒生，但在开国之后，路过山东时就曾以太牢祭祀孔子。汉王朝一开始即设置由儒生担任的博士官，叔孙通曾做过汉高祖的博士，韩婴做过汉文帝的博士。到了汉武帝时，更设置五经博士，经学已经成为儒生的专业，他们传授源流必须追溯到孔子，所以，孔子在当时受尊重就成为形势的必然。尽管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力图以公正的态度评价帝王是非、评价一切历史人物，但生存在儒家文化鼎盛期的司马迁，在其身上必然打下时代的思想的烙印。因此，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在汉代占有极高精神地位的人，作为在当时汉代社会中得到广大人民认可的人，司马迁在评价他的时候，没有拘泥于一些形式上的教条。 
　　二、司马迁与孔子 
　　尽管社会的评价标准在人对人的认可与评价的过程中占很大的比重，但人与人之间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与人之间是否志趣相投。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正告诉了人们在这个看似很热闹的社会中，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人，由于其思想境界上的超前性，决定其是寂寞的，因此，几乎世世代代都由文人在寻觅精神上的知音。但由于现实生活种种利害冲突，正如司马迁自己所体会到的那样，在其受腐刑之时“家贫，财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在此患难之际，在此急需友人相救（并非真的要竭尽全力去救，只是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关键时刻，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知音难觅，何况精神知音，而与司马迁相隔四百多年的孔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司马迁的精神知音。 
　　（一）、从司马迁的家庭教育来看，除了当时整个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气候外，司马迁从小家庭教育也以儒教为主，他年仅十岁，就从孔安国学古文，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前就接触到了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在《孔子世家》赞中又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他对孔子佩服之极，称其为“至圣”、“心向往之”。由此可见，司马迁是饱受儒家熏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是一个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大学者，曾从唐都学习天文，又从杨何学习《易经》，从黄子学习“道家理论”。然而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司马谈，给予其儿子的却是一种儒家文化的陶冶。在其临死前，他“执迁手而泣”，他给司马迁的遗命就是要他以“六艺”为依归。他对于其子的热望，也是希望其子能成为第二个孔子。我们从《太史公自序》中也可看出：“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对其子司马迁的期望也变成了司马迁对自己的期望，成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作《史记》的不竭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