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诗歌<br>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br>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br>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br>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br>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br>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br>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br>